1936年10月19日，魯迅先生在他的寓所與世長辭。這個噩耗驚動了無數的中國人，在上海，敬仰他的民眾絡繹不絕地參加到治喪的活動中，他的葬禮成了匯合民眾呼聲的海洋。

魯迅先生去世前就留下了遺囑，不過與他人遺囑不同的是，魯迅將遺囑發表在1936年9月5日的《中流》第二期上，文章名為《死》。此時，距離先生辭世還有一個半月時間。

他在文章中寫道：

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。我只想到過寫遺囑，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，富有千萬，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，現在卻誰也不提起。但是，我也留下一張罷。當時好像很想了一些，都是寫給親屬的，其中有的是：

一、不得因為喪事，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。——但老朋友的，不在此例。

二、趕快收斂，埋掉，拉倒。

三、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。

四、忘記我，管自己生活。——倘不，那就真是胡涂蟲。

五、孩子長大，倘無才能，可尋點小事情過活，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。

六、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，不可當真。

七、損著別人的牙眼，卻反對報復，主張寬容的人，萬勿和他接近。

此外自然還有，現在忘記了。只還記得在發熱時，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，往往有一種禮儀，是請別人寬恕，自己也寬恕了別人。我的怨敵可謂多矣，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，怎么回答呢?我想了一想，決定的是：讓他們怨恨去，我也一個都不寬恕。(摘自魯迅《死》)

這簡簡單單的遺囑，足以證明魯迅先生的思想，可以看到，雖然已經身患重病的他依然鋒芒畢露，充滿著戰斗力。但人們對這七點遺囑的解讀卻充滿著爭論，有人說這是世界上最難解讀的文字，也有人說世人并沒有真正尊重先生的遺愿。

魯迅先生去世后，他的第二任妻子許廣平首先將這個消息告訴了魯迅先生的弟子胡風，由胡風向外界公布了這一消息，緊接著宋慶齡、馮雪峰等人都來吊唁。

經過許廣平與這幾人商量，初步擬定了治喪委員會的8人名單，分別是：蔡元培、馬相伯、宋慶齡、內山完造、史沫特萊、沈鈞儒、茅盾、蕭三。

隨后，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(今山陰路)大陸新村九號的寓所，發表了魯迅先生訃告:

魯迅(周樹人)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，享年五十六歲，即日移置萬國殯儀館，由二十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為各界瞻仰遺容的時間，依先生的遺言，“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”，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詞花圈等以外，謝絕一切金錢上的贈送，謹此訃聞。

據了解，該訃告曾刊登于上海中文和日文的報紙上。

19日下午，魯迅先生的遺體被轉移到了膠州路萬國殯儀館。

20日上午，在殯儀館舉行悼念儀式，靈堂設置在正門的大廳。由于悼念者很多，臨時成立了“治喪辦事處”，擔任喪事的內外事務，維持秩序。

20日當天前來瞻仰魯迅先生遺容的有4462人，外加46個團體。21日來悼念的有2857人，團體68個。21日下午舉行了“小殮”儀式，即把魯迅先生的遺體安放到靈柩里，從此只能從那棺罩的玻璃外面瞻仰半身的遺容。22日下午舉行了“啟靈祭”儀式，共有30余人參加，在最后的行禮瞻吊后，蓋上了外層的大蓋，自此以后，世人便與魯迅先生的面容永遠隔絕。

從10月19日至22日安葬，赴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以及伴送至萬國公墓參與葬禮者，前后多至數萬人。行列在前面的是歐陽山、蔣牧良，兩人分左右執撐著“魯迅先生殯儀”一幅白布制的特大的橫額，別人也來交替地與他們換手。

送葬當天，由于參與的群眾非常多，所以在隊伍的前面走了半天，魯迅先生的靈柩才由靈堂里抬出來。

魯迅的棺材是人們一路抬著走的，為魯迅抬棺的共有16人：胡風、巴金、黃源、鹿地亙、黎烈文、孟十還、靳以、張天翼、吳朗西、陳白塵、肖乾、聶紺弩、歐陽山、周文、曹白、蕭軍。

在靈車之前是一幅巨大的先生畫像，是畫家司徒喬的手筆。當時在滬西一帶，到處都是低著頭，沉著臉，衣袖上纏著黑紗的男女青年。他們手里舉著白布制成的挽聯，一隊隊排列在馬路上，唱著挽歌，感情激昂到頂點。

在租界區域內，工部局（市政委員會）為了維持秩序，派了一隊印度騎巡隊來“保護”。而行到了中國界的虹橋路，便由全副武裝的黑衣白綁腿的中國警察接替了。

從殯儀館到萬國公墓大約有十多里路，沒有送喪的車隊，年長的、尊貴的都一律步行跟隨，有蔡元培、宋慶齡、沈鈞儒、章乃器、李公樸、胡愈之、王造時等。年幼的小學生也加入步行送葬魯迅先生。

蔡元培主持了在萬國公墓舉行的葬儀，宋慶齡、鄒韜奮、蕭軍、內山完造等講話，胡愈之致哀詞。在哀樂聲中，由宋慶齡、沈鈞儒將一面白綢的繡著“民族魂”的旗子，覆蓋在靈柩上。

送葬隊伍一直跟隨到上海萬國公墓（1984年萬國公墓改為宋慶齡陵園，其名人墓區與外國人墓區對外仍稱萬國公墓），直到靈柩下葬，仍是眾人親自動手，將先生的靈柩放入墓穴中。

關于魯迅先生的葬禮，葉圣陶在《相濡以沫》一文中寫道：

“各界的人不經邀約，不憑通知，各自跑來瞻仰魯迅先生的遺容，表示欽敬和志愿追隨的心情。一個個自動組合的隊伍，擎起寫著標語的旗子或者橫幅，唱著當時流行的抗敵歌曲或者臨時急就的歌曲，從上海的四面八方匯集到墓地，大家動手鏟土，把蓋上‘民族魂’的旗的魯迅先生的棺材埋妥。這樣的事，上海從未有過，全中國從未有過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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